杨文红：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奢侈品，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且不可再生。长剧创作和观赏，花费的时间都很长。那么你内容达不到奢侈品的标准，怎么去兑换观众最大的奢侈品——时间？所以长剧未来应该卷创制作水平，卷深度广度。

我以前在电视台，做《蜗居》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就知道了，这部剧出来，同类题材赛道就“封死了”。我们投《甄嬛传》的时候也是，跟郑晓龙导演一聊，就知道这部剧出来，一段时间内同类型的剧出不来了。我们私下开玩笑，说这种剧就叫“绝类剧”。

《甄嬛传》和《蜗居》都属于各自题材类型中的标杆作品。

澎湃新闻：《城中之城》找到了它的受众，相对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但现在行业很关注年轻人，且观察到很多年轻人不怎么看长剧了，这就给行业带来很多焦虑？

杨文红：网络平台的数据主要是年轻人构成，然后用算法创作。因为重视数据和算法，所以要讨好现有数据提供者——年轻用户。但其实，年轻用户就一定喜欢简单直接的东西吗？我认为这是偏见。

年轻创作者做不出有深度有锐度的东西吗？我认为这也是偏见。这次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就证明了这一点。十几年前滕华涛也年轻，他做出了《蜗居》。年轻人有他们的锐度，他们可能是看问题最尖锐最透彻的。

而且这种数据和算法的逻辑，确实会导致创作端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大家总说创新，但又试图批量复制。可创新就不是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创新的逻辑，本质是反数据和算法的。

杨文红在兴格传媒年终总结会上发言

打动人是“稀缺品”

澎湃新闻：其实谈创新，还是需要创作者对社会新趋势新现象有洞察。疫情之前，我们有很多“社会话题剧”引爆舆论。那时经济大环境很好，大家对教育、阶层的关注，是一种焦虑紧张但也野心勃勃的集体心理投射。但疫情后，很多人感受到一种失落和迷茫。似乎尚没有影视剧很好地去洞察和表达这种集体情绪。

杨文红：你提到的社会话题剧，除了一些优质之作，有很多是在用纯对立关系来做故事，把矛盾放大到不真实的程度，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戏剧并非必须有强对立矛盾才吸引观众，你看《请回答1988》，有什么极致矛盾？有的就是真爱真情。

现在对我们创作者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做出“真”。表面戏剧、狗血矛盾、制造焦虑，我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式，就是把网络上的热搜话题照搬到戏剧里来。这种“预制菜”的公式短剧更擅长，什么极致狗血的事儿五分钟十分钟讲不了？那短剧就把你卷死了。

澎湃新闻：所以怎么去提高长剧的“抗卷性”？

杨文红：市场最卷的赛道，都是合并同类项的厮杀，那一开始选项目，就应该找到它的独特之处。目前来说，我们大部分项目还没怎么被卷到，可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挑的就是大家觉得有特殊性、高难度的项目。

打动人这件事情，永远是稀缺品。对编剧来说，你一定要有真生活真体验真学习。在我的观察里，这几年连纯爱题材的水平都有下降，缺乏真实鲜活的、打动人心的恋爱细节。纯爱题材不需要多少年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的积累吧，年轻编剧可以写，但还是稀缺。因为没有打动自己的真感情，写出来都是套公式。

这么多年过来，我们行业是有一些能力的增长，也有一些能力的缺失。增长的是工业化水平，缺失的是创作上那种真诚和灵性。有时候过于工具理性，过于重视数据量化创作，可能会牺牲创作中的真情实感。

还有，是不是“数据正确”让我们很多创作者没法真实表达、充分展现自己的创作意图？

澎湃新闻：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对于城市人成为“孤岛”“原子化个体”的研究和探讨，网络和技术发展，让人和人之间缺乏真实的互动链接。这是不是年轻编剧在面对的问题，让他们难以写作真实生活。

杨文红：比如你感受到了孤独，那你也可以写真实的孤独。又或者我们还有想象力的空间，比如你也可以写科幻，但好像这方面的佳作也不多，因为即使是任想象力驰骋的科幻，也需要对现实的理解。比如很多科幻作品都在讲述你发现有一个更高的系统在控制你的人生，然后你必须反抗。

我们要找到一个选题的本质，那就要看我们的编剧有没有提炼和归纳的能力，有没有想象能力和批判精神。

澎湃新闻：兴格之后的创作项目，包括罗新的《漫长的余生》和蔡崇达的《命运》。当时是怎么拿下这两部作品的？

《漫长的余生》和《命运》书封

杨文红：拿下这两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其实和我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关。之前疫情，让我对自己、对创作、对环境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2022年3月，我本来要飞伦敦的，但一听可能要封控，就立刻退了机票。作为一个媒体出身的人，本能觉得不能错过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历史场景。

这段静止的日子，让我对很多事物进行了再观察，对很多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个人的思考有时难免会陷入绝境，我就寻找思考过同样的问题，或者给出答案的人和书。当时，我对以后的创作做了某个决定：每一部重要的创作都要尽量去完成一种表达、提出一个问题或开放性地解答一个问题，要和当下相关。

某天，我看到了理想国的一场关于《漫长的余生》的直播，主讲人是罗新、王笛、李礼。罗、王两位教授关于个体、关于普通人的历史观非常触动我。我立刻找来了这本书。罗教授这本精彩的历史书从小人物切入大时代。我想这种写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历史态度。

我拜访了罗新教授，他说历史学者关于历史的想象只能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我想“再往前走几步”的工作恰好可以由我们来完成，或许我们可以以当下的视角来再扩充、展现王钟儿这样一个宫女的历史作用以及北魏那个多元丰富的时代。

蔡崇达的《命运》具有非常强的内生性的力量。当我在书店初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想敢于启用这样名字的书，要么是个笑话，要么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制片人陈泉半夜发文说她看哭了。我去看，也泪流满面。一位翻译过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朋友，在看完书后对我说：“这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啊。”

这是一个女人的百年，她经历了这个百年的各种变迁、各种生离死别，从最初与命运抗争，到理解命运，与命运共生。“像成熟的果子自然从树上掉下，死的时候，人和世间都没有伤口。”这样的故事是关于“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种解释，再难做，也要试试的。

澎湃新闻：兴格传媒已经成立快十年，刚好穿越了一个网剧崛起、资本热到行业回归冷静的周期。你会怎样去看待这个周期，以及如何看待当下？

杨文红：当年刚接触网剧制作时，自己有过一段困惑和迷茫期。当时拿到的一些剧本，按照在电视台时选剧的标准会觉得还应该再打磨。可那时候观众对剧集的需求是巨大的，也是急迫的，许多我认为不够成熟的剧本拍成网剧也受到了欢迎。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在不短的一个阶段里一直处于自我反思的状态。

反思之后，我觉得做一些个体命运与时代关联的表达可能是我们公司应该坚持的，也可能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应该保持并深入发挥我们新闻人出身的敏锐性和思考力。所以，我们把公司的创作SLOGAN改成了“用影像记录时代”。《城中之城》正是这一创作理念下的产物。

现在行业里资金资源有限，就更会向头部项目集中。但头部不仅是指大阵容大流量，更是精品化创作。我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行业的周期，也是时代的、经济的周期。往往在社会的大变动期，能给我们带来充足而丰富的思想养分，能出现新的思想和创作潮流。我认为一定会有，我已经看到了全社会对个体叙事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有一些新的人文思想在文艺作品和学术表达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