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月29日举办的CMG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金融题材剧《城中之城》成为最大赢家，斩获“年度大剧”荣誉。该剧不仅凭借其对金融行业的深刻剖析和对人性的细腻刻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更在专业领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剧中赵辉的扮演者于和伟荣获“年度男演员”，编剧卞智弘、吴楠、田雨荣获“年度编剧”，演员冯嘉怡荣获“年度观众喜爱演员”，演员夏梦荣获“年度新锐”。

金融题材剧《城中之城》在CMG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斩获“年度大剧”荣誉。图源：央视新闻

《城中之城》可以说是一次对中国金融监管转型历程的聚焦，更是一次对中国社会肌理的深度剖解。而手握这把“时代解剖刀”的，正是出品人、总制片人杨文红——这位曾监制或策划《蜗居》《甄嬛传》等现象级作品的影视人，以媒体人的敏锐与历史学者般的严谨，在资本与理想的撕扯中，找寻戏剧的支点。

杨文红，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兴格传媒董事长、创始合伙人，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会长、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曾任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SMG）副台长、东方卫视总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等职。她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带领团队在影视行业深耕多年。此次《城中之城》的成功，再次证明了她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

《城中之城》出品人、总制片人杨文红出席CMG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现实主义的本质是批判性，但立意是善是恶决定作品命运。”在《城中之城》的创作过程中，她和主创团队调研了无数政策文献，采访了众多从业者，以近乎严苛的创作态度，赢得专业人士和相关审查部门的尊重：“他们看到了作品的善意——不是标签化呈现金融高管堕落，而是警示全链条围猎的个体困境。”

谈及剧中主人公赵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悲剧，杨文红认为，这种理想主义者的陨落，如同“时代的倒刺”，当规则重建期的阵痛裹挟个体，悲剧就具有了超越行业的反思价值。

在采访中，杨文红展现出极致专注的创作自觉：当行业热议中短剧颠覆长剧的焦虑时，她坚持沉下心来花大量时间梳理几十年中国金融政策演变；当市场追捧热搜式话题剧创作时，她带领团队完成数十位金融从业者的田野调查；当短剧威胁论甚嚣尘上，她却从中看到长剧创作者必须面对的终极命题——如何用人类最奢侈的时间资源，兑换足以穿越时代的艺术表达。

在杨文红的影视项目片单上，历史学者罗新的小说《漫长的余生》与蔡崇达的小说《命运》赫然在列。杨文红谈到，经历疫情封控期的观察，她完成了一次创作转向：当世界突然静止，“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她与罗新长谈北魏宫女王钟儿的故事时，发现小人物撬动大历史的叙事可能：“罗教授说，历史想象只能基于史实往前‘走一步’，我在想，我们影视人却能借助戏剧‘再走几步’。”

这位精品剧制造者正试图在历史纵深与人性宽度之间，重构影视创作的坐标系。杨文红似乎依然是一个深谙和热爱深度报道的媒体人，只不过现在改用戏剧解剖世界。

【对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

澎湃新闻：现在来回顾《城中之城》这个故事的内核表达，你和滕华涛导演最初达成的共识是什么？

杨文红：我们俩都是“看到了新人物”，一拍即合，一定得把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这种新人物做出来。

赵辉这个人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堕落精英，他是2017-2019年中国金融监管转型中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物。这种金融监管中的人物困境，是金融这个巨大利益场造成的。坐拥那么多资金，你的手稍微动一动就有人生有人死。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有漏洞有软肋，你就必然要被人家围猎，这是真实困境。

于和伟 饰 赵辉

苏见仁也是新人物，他很真实，不是传统标签意义上的官二代。很多影视剧容易把这种人物做得很“低智”，苏不是。苏有能力，有洞察官场所有规则的眼光，但他没有太大野心的，因为他从小什么都不缺。包括他还是个“纯爱战士”，他追求纯粹的爱情，对同学、朋友有很真挚的情感。

还有一个新人物，就是出场不久就死亡的戴行长。我金融业界的朋友说：一看戴行就是20世纪60后生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职业发展期与国家狂飙突进期同频。那个年代有一些规则的进步确实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对规则不够敬畏，他们认为，规则可以为一个好的目的而改变，为了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突破。问题是，如果输了呢？规则是保证资金安全性的，安全是第一性的，突破不是第一性的。

澎湃新闻：戴行一开始的去世，赵辉的崛起，陶无忌的成长，三个人物的交替，其实隐喻的也是一个社会的转型、行业的重构过程？

杨文红：对，所以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60后的戴行说“我要为理想，为国家保全一个民族工业，不惜打破规则”，他觉得这是正确的事。70后的赵辉则因为他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他认为绝不能为这个打破规则，他很清楚红线。但他后来看到一家科技企业的困境，也会面临跟戴行一样的挣扎：这家企业其实有前途的，我要不要救？

我们这个故事，将人物所处的金融环境落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期间。正因为这种监管变化，金融人开始反问自己一个最本质的问题：“金融是国家的命脉，钱该往哪里去才是对民生最好的？”

有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关于国家命脉的主命题，有在利益困境面前如何抉择的生命问题。国家命题与生命命题两相结合，主人公们就成为了典型环境典型困境中的典型人物。

监管新政落地之前，像戴行第一集的操作不能说是“合法”，但其中确实有操作空间。而像赵辉这样的人，则是经历过旧的规则，现在正在经历新的监管政策。对陶无忌来说，他上班第一天接受的就是新的监管政策，他没有经历旧的规则。那他们这样的三代人，底色就是不一样的。戴行的困境源于狂飙年代规则滞后的历史局限，赵辉的挣扎折射监管转型期的阵痛，陶无忌的成长则预示新秩序的重构。

王劲松 饰 吴显龙

澎湃新闻：比如说像王劲松老师饰演的吴显龙，他的职业身份和跟赵辉的个人关系纠缠在一起，也在情感层面助推赵辉最终走向那条路？

杨文红：吴显龙本来也希望，我们好兄弟之间，只谈情感，不谈利益。但到了最大的利益面前、到了生死之际，他就得用这种感情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他摆脱困境了。而有意思的是，吴显龙开这个口，经历了心理挣扎，但他儿子不觉得有什么纠结的，你就应该张口去问他要，否则什么叫兄弟？

代际差异在吴显龙父子对“兄弟情”的认知分裂中尤为凸显——老辈人尚存情感挣扎，新生代已将利益置换视作理所当然。你看，你的困境，很可能不是下一代人的困境。就像戴行的困境不是赵辉的，赵辉的困境不是陶无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