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婉婷的成名曲叫《我的歌声里》。若细究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或许应该加上一个注脚——词曲背后，是566个下岗工人的血泪。

资料还原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2009年至2011年，时任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的张明杰，在主导原种繁殖场改制过程中，将估值高达23亿元的土地违规评估为负资产，以6160万元的低价卖给关联企业。其间，她挪用566名下岗职工的1146万元安置费，直接导致这些工人在零下30℃的寒冬中断了暖气，有人无钱治病，有人绝望自杀。

而这些钱去了哪里？一部分流向了加拿大，供养着时年16岁起就留学海外的女儿曲婉婷。90年代末中国人均工资不足千元，她的年花费却超20万元。温哥华的豪宅、豪车、音乐设备，乃至出道初期滞销的门票由母亲强令开发商”包场消化”，《我的歌声里》的走红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一场肮脏交易。

艺术是否可以超越创作者的道德瑕疵？这是一个在文艺评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当艺术成就直接由受害者的血汗钱堆砌而成时，答案似乎变得简单明了。

曲婉婷的代表作《最好的安排》曾被网友怒批为”蘸人血馒头创作”。这个评价或许刻薄，却直指核心——那些歌词里吟唱的梦想、爱与命运，与她真实的人生形成刺眼的反差。她所谓的”音乐梦”，起点是母亲权力寻租换来的留学机会，过程是动用行政力量消化的滞销门票，成名后则是用赃款购置的豪宅中悠然创作的岁月静好。而真正的追梦者，那些下岗工人的子女，或许在寒冬中连一节音乐课都上不起。

张明杰2021年被判无期徒刑，法律层面的审判已然落幕。但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结束。赃款供养的奢靡生活应当如何追责？享受了腐败红利的子女该承担怎样的道德义务？这些问题没有写入判决书，却在公众心中反复拷问。

资料显示，涉案3.5亿元仅追回约5250万，不足15%。曲婉婷在温哥华的豪宅等价值约2亿元的资产，因中加无引渡条约陷入追缴僵局。与此同时，她国内名下房产被法拍后，竟还拖欠着受害职工所在小区的取暖费。这种讽刺到极致的细节，让”买单”二字有了更复杂的含义——那些冻死的工人，他们的家属至今还在为曾经的伤害买单，而受益者却试图用一件红衣、一张新专辑轻松翻篇。

中纪委曾发文定调：”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舆论的持续关注，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朴素的道理：用2.3亿血泪浇灌出的”音乐梦”，究竟应该由谁来买单？